1953年，陈景润毕业后分到北京四中教书，学校却因口齿不清辞退他。之后他摆摊租书，艰难度日。然而一个人的出现，却让他得到了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。新中国刚站稳脚跟，知识分子们满腔热血投身教育事业。一个刚毕业的数学小伙子，揣着教案北上北京，本想在讲台上大展拳脚，谁知一口家乡话带出的口吃，让他栽了个跟头。街头书摊成了他的落脚点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有人伸出手，拉他一把。这背后，是怎么样的缘分和眼光？那时候，国家百废待兴，教育成了头等大事。无数年轻人响应号召，埋头苦读，为建设添砖加瓦。陈景润1933年生在福建福州一个普通人家，从小就对数字着迷。1949年，他考进厦门大学数学系。那学校师资强，氛围浓，学生们天天泡图书馆，琢磨数论难题。陈景润本科三年，学得扎实，毕业论文直奔堆垒猜想，逻辑严谨，老师们都夸他有潜力。1953年夏，分配下来，他去了北京四中。那是首都知名中学，学生多，压力大。他本想好好教书育人，可现实总有弯路。北京四中规矩严，授课要求高。陈景润口吃问题，从小就这样，讲课时字句卡壳，学生听不清，家长也埋怨。学校先让他批改作业，试了几个月，还是觉得不合适。1954年初，正式通知停职回乡，说是养病。其实就是辞退。他收拾东西南下，回到福州老家。家里条件一般，父亲是小职员，母亲操持家务。他不想闲着，干脆在南街摆起书摊。摊上搁些小说、杂志，租给街坊孩子赚点小钱。日子过得紧巴巴，早起摆摊，晚上数铜板，勉强糊口。那时候，福州街头小贩多，他也融入其中，可心里总惦记数学，没放弃自学。摆摊那阵子，陈景润没少碰壁。书摊风吹日晒，雨天还得收摊避水。收入少，家里开销大，街坊闲话也多，说他读书读傻了，当不成老师。可他咬牙坚持，每天抽空看书，推导公式。国家那时正鼓励知识分子自力更生，他也算在用自己的方式贡献。1954年冬，北京开会，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听说了这事。王亚南是老革命，治学严谨，早年把《资本论》译本稿费全捐给学生买鞋。他在北京教育部走廊上，被四中校长拦住，对方摇头叹气，说陈景润上课结巴，家长闹腾。王亚南一听，脑中闪过三年前那个瘦弱学生，总在图书馆角落钻研。他当即回校，翻出档案，毕业论文密密麻麻的符号，让他想起华罗庚当年的劲头。王亚南没多想，写信给福州，安排陈景润回厦大图书馆管书。1954年腊月，信到了，陈景润拆开一看，里面夹着火车票，落款红章醒目。他收拾摊子，登上南下列车。抵达厦大，图书馆二楼角落给他腾出旧桌。王亚南特意叮嘱，别派杂活，让他安静看书。陈景润月薪42元，跟普通助教一样，可环境安静，书海无边。他每天开馆前啃馒头，眼睛盯期刊。闭馆后，继续抄录苏联数学杂志。王亚南每月转两趟，看他裹棉袄钻研，就让总务处配电暖器。那份关切，实打实。在厦大，陈景润渐渐站稳脚跟。1955年，他转任数学系助教，帮着上课辅助。闲时推导公式，草稿纸堆成山。1956年春，他整理手稿，寄到北京，论文改进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结论。中科院一看，调令很快就下来。他以为是借书条，继续归类期刊。1957年，正式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，加入数论班。那里高手云集，他埋头苦干，成果频出。新中国教育方针就是因材施教，王亚南的做法，正是识才用才的典范。陈景润的路越走越宽。1966年，在中关村单身宿舍，他完成“1+2”证明。那一刻，国际数学界震动，中国数论研究跃上新台阶。他给厦大寄感谢信，夹着旧借书证。王亚南虽已去世多年，那张卡片上红笔鼓励记号，还在提醒后人。档案馆里，1954年人事档清清楚楚，入职时一切从简，却给了特殊空间。想想看，那年代，国家资源有限，可对人才从不吝啬。陈景润从街头书摊到数学泰斗，靠的就是这份坚持和组织的关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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